有兒童的園遊會中可以擺繩縛攤嗎?談我所知的年齡政治

2014 年春,友人們參與了在中山創意基地舉辦的《文本。本事》展覽與表演。參展品包括剪報、友人的繩縛或戀物攝影作品、畫作與裝置藝術等等。我自己參與表演,我家的一些物品也充作展覽品。展區中還有董籬編的鞦韆。

一天下午天氣好,決定帶當時五歲的女兒去中山創意基地逛逛。

一樓,南西和董籬正進行藝術家的座談。我和女兒在外面玩了玩,想帶她上去盪鞦韆。我們走近標示著「成人」的告示,一位迎面來的觀眾本能地幫我擋小孩。

我說:「沒關係,那是我們的展覽品。」

他愣住了,擠出一句話:「這對小孩不好。」似乎是一下不知怎麼回應我。

我沒停下腳步,邊走邊答「這是我的小孩。」說著說著突然情緒有點激動。但總之,相反方向的我和他已經走遠了。

進了展區發現鞦韆上放了另一個展示品。鞦韆不能玩了,於是我帶著她看照片。指著這張和那張裡面的我,「那是Papa~」她說。

週日看展覽的人很多。更多觀眾陸續進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本來也是不可能盪鞦韆的。我倒是不自在起來了,擔心觀眾看到小孩,會不會覺得很奇怪?這情緒是「擔心給他人帶來不適」。擔心傷害了某種規矩,某種共同情感。說到底,需要被保護的到底是誰呢?

「這個和家裡的一樣!」她指著掛在天上的十字架。我說,那就是我們家的唷。「就是放在Kitagawa Room那個。有同學來的時候不能打開的那個房間~」她回答。

「為什麼不能打開呢?」我問。「因為他們會覺得奇怪~」女兒很乖巧地回答。

我指著許多畫作給她看。「這是Papa的朋友畫的唷。畫得好不好呀?(她點頭)妳將來不是想當畫家嗎?以後也可以畫成這樣唷。」

我原本希望她會很高興地說好的,但她只是看著。後來想,她還是對畫動物比較有興趣吧。

2014年《文本。本事》展覽皮繩愉虐邦展區入口,以及成人區標示牌。攝影:ㄚ莫蝸牛

* * *

2017 年前半,由於有人在臉書上透露了年齡,引起了一波「未滿18歲的人能不能參加SM活動?」的討論。若著眼在保護未成年人士,許多人都說到「『18歲』只是人為限制,一個人過了18歲生日沒有道理會一夜之間變成熟。」但討論很快有了轉折,有人指出「讓未滿18歲的人進來,是違法的,會害到大家」,未成年人成了禍害而成年人自認為是受害者(說到底,需要被保護的到底是誰呢?)。

2017 後半,則有位朋友問起:在都是香草人、可能會有兒童經過的園遊會、市集等場合擺繩縛攤位,是可以的嗎?這次談的是年齡更小的兒童,以「成熟度」出發似乎較難談。也有人說,繩縛有許多表現法,不見得和情色綁在一起。

上述種種觀點之外,我想以我的方式談談我所知的、我目睹過的年齡政治。

* * *

在台灣,直到約90年代,保守派反對種種性實踐(包括同性戀,與邊緣的異性戀,如未婚的性、非生殖的性、「變態」的性、使用性玩具的性、性工作等等)與性材料的傳播(不論是色情電影或是主流電影中的性畫面,書刊、網路中的性,甚至裸露的藝術表演)的主要說法是:傷風敗俗、妨礙風化、破壞傳統價值,等等。「會讓小孩看到」「保護下一代」其實是相對不重要的理由。兒童、青少年只是過渡期,各家小孩是自己的,自己來教,自己負責。

90 年代前後同時進行著兩股潮流。一是社會風氣開放,由各個管道接觸到性的機會越來越多,勢不可擋。新一代人已逐漸接受:只要彼此情願,不論什麼性實踐,都是別人管不著的。一時之間似乎什麼都可以談,什麼都不是禁忌。「傷風敗俗、破壞傳統價值」的理由越來越難以成立,講出來也只是被當作老古板。

但另一個潮流是:育兒越來越不是個人的事,而被收編成國家的事。一對父母養小孩的過程中有越來越多國家力量的介入。從嬰兒出生開始,「應否餵母乳」就有國家、協會的介入。之後每個階段該怎麼教養,都有個「正常」的規範,以及把人拉回正常的壓力。父母很焦慮,直到今天仍是。2010年前後,我們家小孩進了幼稚園後有各種定期評量:能單腳跳幾下、能跑多快、表達能力如何… 如果有太多項不到標準,老師根據法律必須要通報,然後早療機制就介入。國家投入大量資源給兒童上額外課程,甚至有交通補助,對父母來說理應不是壞事,但從其他上早療課的父母身上我也可感受到被標籤的恐懼以及必須養育出一個「正常」小孩的壓力。養育兒童已經不是各家的私事,而成了國家的公事,由個人的身心健康連結到國家、社會的「健康」。而這個「健康」由體制化的專家學者依據其專業知識制定。這是從80年代後期一直延續至今的大趨勢。

如同權力運作機制的許多轉變,上述變化難以以「好」或「壞」簡單論斷。但無論如何,大約在 90 年代後半,保守陣營抓到了這個潮流,固守「為了我們的下一代」這個說法。這是他們能守住的最後一個山頭,但相當有效。反對同志、反對性工作、反性教育的理由不再是「傷風敗俗」,而是「守護兒少」,否則「不知怎麼教育下一代」。將兒童推到前頭,由古板、守舊的形象轉變為兒童、青少年保護者,能同時打動各個年齡世代以及社會階級的父母。保守陣營自此站穩了這個山頭,並以此為據點往外擴張。

台灣甚至出現了如此的荒謬現象:在網路上貼疑似援交/性交易的訊息,即使只是隱晦的諸如「賣保險,送肉體」(註1),可能遠比起現場賣淫罰得還重。賣淫觸犯的《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只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註2)規定「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散布、傳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可能接觸到性交易訊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可能接觸」的實務上定義是貼在網路上就算。那幾年之中,因暱稱中有「援」甚或同音字「原」「圓」而被警察請去調查的人不計其數。說比做還嚴重,為了保護下一代。

註1.這是我搜尋案例時找到的一個實例。發生於2016年3月。
註2.後來改名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 兒少已被認定為不具有「交易」的能力,接觸到性必然是被剝削的。兒少看到性訊息,就是被剝削了。

直到現在,反對同志婚姻的陣營仍自稱是為了兒童、為了下一代。無法直接反對同婚的他們流傳各種陰謀論:從此之後小孩不知爸爸媽媽的稱謂,說同志是戀童癖,有陰謀把更多小孩變成同性戀,想要收養小孩來侵害。此外抓緊性教育,把教性教育的老師告上法院[1]

* * *

權力的運作從不是簡單的「保守」或「開放」。往往是在某些方面放鬆,以對一些更邊緣、更無力發聲的族群的緊縮與壓迫為代價。

台灣於 1988 年實施電影分級。在此之前,電影只有「能播」與「不能播」兩種下場。推動分級制度在某些方面來看甚至可視為進步:既然分級後兒少看不到了,總可以放手拍任何禁忌題材吧?中國大陸至今仍沒有電影分級,當地的電影工作者也許會很願意以推動分級制度為代價,換取更多創作自由。

性方面的管制尤其明顯。在各種性實踐都似乎越來越開放的今日。同樣的操作方式之下,在台灣以及許多其他地方,性言論的禁忌一一消除,但其代價是更把「青少年」「兒童」鞏固為一個和「成人」不同的分類。

而這樣的交換注定逐漸引發種種荒謬現象,而後反噬回來。2004 年,分級制度從電影延伸到圖書。2005 年的台中書展,主辦單位為「象徵響應政府的圖書分級制度,與色情劃清界限」,將三千多本色情書刊堆放在展場外,請了凱沃模特兒陳思璇與姚采穎扮演勝利女神齊呼「美麗出擊、戰勝裸露」,然後燒書,形成了書展以焚書為開場的荒謬畫面[2]

2005 年的台中書展,主辦單位為「象徵響應政府的圖書分級制度,與色情劃清界限」,以焚書為開場。圖片來源: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台灣的電視節目分級始於1999年,大家所熟知的荒謬例子是柯南、聖鬥士星矢都被列為保護級,而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則為輔導級。2014年七月,兒童福利聯盟認為哆啦A夢涉及校園霸凌,要求加註NCC將其禁播。華視只好在卡通開頭加註「本節目如涉及不良行為等情節,故事最終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的警語,但在晚間新聞予以嚴詞駁斥[3,4]

2014年7月17日,華視。

事情荒謬至此,反噬的那一刻也來了。就如前所述,保守團體散佈種種謠言,以保護兒少為名,將推動同志權益、性別平等教育的一方打成戀童癖。在我的個人記憶中,「戀童癖」一詞在 80 年代的台灣甚至不是一個大眾了解並認真看待的詞彙。

也因此,我一直認為禁羈人不能認為這事不關己。如果我們也只是配合著這樣的權力結構,以順從的姿態幫著排除青少年以自清,繼續鞏固著、強化著這套權力得以運作的基礎,以苟安的心態暫時交換到了更大的空間,終有一天該還的還是要還,我們的態度會反過來咬到我們。

* * *

但,您也許會說,青少年(或兒童)確實還不成熟,我們是否應該設些限制保護他們?

對此,我想說的是:甚至連這個問句的主題,「青少年」,都是個晚近的發明。在美國,「青少年」一詞直到 1940 年代才成為對大眾有意義的詞,而且是拜商家與廣告所賜。

在中世紀歐洲,從「兒童」到「成人」的轉變是立即的。十餘歲的兒童就被當作大人,作大人的工作,負大人的責任。他們可能在家鄉的農地幫忙,成為工匠的學徒,或著到工廠工作。其後,工業革命帶來轉變,童工的需求減少。同時,民族國家與國民教育興起,中產階級把『青春期』當作一個獨立的階段。社會系統重組,以不同方式對待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以往,因貧富受到的差別待遇比年齡大)。這和監獄、法庭、社福機構、保護機構,以及專為青少年設計的通用教育的興起是同一個時期[5,6]

這樣的轉變也難以「好」「壞」一字論定,但在此背景之下,身體發育成熟,但尚未完成國民教育、尚未被給予種種公民權力的尷尬年齡層形成了「青少年」這個階級。早期,能受教育的青年人必定出身於中上階級。漸漸地,學校教育不再只是上層階級的專利。這使得一整代的年輕人有了共同的學校經驗。他們轉向同儕,而不是長輩尋求認同與諮詢。這樣的轉變也助長了「青少年」是一個獨立群體的想法[7]

而也在這之後,「青少年問題」才成為了「問題」。早在 18 世紀,西方化的國家中,少年偏差犯就是個話題。但當時指的是工人階級與貧窮人家的小孩[8]。到了 20 世紀的美國,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都被視為有問題的。父母越來越不了解自家小孩,專家上公聽會作證,擔心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其中當然包括性道德。青少年被塑造成無性的,「性」被當成外來污染。1943 年的前半年就可查到 1200 篇談青少年問題的雜誌文章,電台節目也不落其後。

這樣的發展仍難論定是好或壞。「青少年」這個身分被發明,而我們知道,身分可能是壓迫,可能是力量。「青少年」發展出自己的次文化,生出了自己的力量。這又是另一個大題目。

但,至少我們可知,「青少年還不成熟,接觸太多性資訊對他們有害」的恐懼有許多社會建構的斧鑿。真是如此嗎?我不這麼認為。但建立了這個觀念後,有許多勢力可以操作、運用。

「權力就是知識」。現代權力的運作大多建立在一套知識上,關於兒童與青少年的權力尤然。兒童或青少年這個身分被創造出來,是因我們建立了一套關於他們的知識:他們有什麼樣的特性,大都怎麼想、怎麼作,如何脆弱易受到不良影響,因此該如何被保護與對待。在這套知識之上,權力的運作成為合理的。

知識的運作建立了一個被觀察、被當作客體的「他們」。一個我們能看限制級影片,而他們不能的「他們」。我以往只把「客體」、「他者」當作學術名詞,但當這就發生在我身邊之時,權力的成功程度才特別令人感到震驚:我的許多SM人朋友在圈內初識(是的,在圈內)時明明仍是青少年,不過幾年光陰,便已學會了把幾年前的自己當作「他們」,和我說「『他們』還太小,太早接觸 SM (或性) 是不好的。」

* * *

在票倉社區舉辦的園遊會是政治人物不可錯過的露面場合。2017(非本文所述之園遊會)。

2017 年十月,我居住的社區辦了一個園遊會。這年,女兒九歲了。

第一個看到的攤子是撈小魚。我的童年時期,撈小魚用的是會破的紙網。長大之後,我才明白這類使用動物的娛樂對動物都是傷害。但如今,撈魚攤已經改用塑膠網撈魚。如果說使用紙網至少還得小心翼翼、多少記得小魚是另一個有感受的生命,使用塑膠網徹底把這份感受拋棄了。小朋友們用力撈魚,將魚甩到盆子中。撈了滿滿一盆擠得沒有空隙的魚,再將盆子提高高地整盆倒回大池。有魚掉在柏油路上,小朋友並沒發現。我想,這些魚都會在幾日內死去。這是他們短暫而痛苦的一生。我很憤怒,氣急敗壞地喝止了幾個孩子用力甩魚的動作。但我只能做到如此。這是我們的生命教育。

另一個攤子找招呼女兒去畫畫。文宣與服裝完全不露痕跡,一問之下才知道是教會。他們邀小朋友去參加教會活動,用手工藝、講故事、遊戲等等名義包裝。

一個個市議員出現,宣布摸彩得獎名單。園遊會的參加者不用錢,因為有政府發給社區活動的經費,也就是我們的納稅錢。議員自然要來邀功,說是他們幫忙爭取的。議員們來和大人小孩握手。我知道這幾個人之中有(被正統佛教視為邪教的)佛教團體推出的議員(不知他對那些小魚怎麼看),有反同志的議員,有背著其他醜聞的。

在這麼一個小小園遊會,我們看到這麼多勢力在運作。而我們知道這是常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價值觀,本就是眾多權力角逐競爭之下的結果 — 一個「正常」的兒童、「正常」的青少年、「正常」的國民,從來都是特定歷史、文化、權力的建構。教導兒童去愛國、愛神的管道很暢通,但關於這個國家這個宗教曾做過哪些殘忍的侵略和打壓的故事,可能是兒童不宜。要教他們關於性的事,管道就狹窄多了,因為如此多的權力建立在性的控制上。

政治、宗教、虐待動物…但大眾卻認為讓兒童接觸這些是沒問題的。那個時刻我突然覺得,如果在這個場合出現了一個談知情同意、尊重生命與其感受、教人對話的繩縛攤位,實在是一股令人欣慰的清流。

感謝提出疑問的朋友。並感謝 Kate Chau 找到我 2014 年的舊臉書動態,成為本文前半的主要材料。

參考資料

  1. 性平教育被控公然猥褻 劉育豪:我會繼續教。洪臣宏、洪定宏,自由時報 2017/08/04.
  2. 台中書展名模焚色情書刊,響應圖書分級制。民眾讚:做得好。曾雪蒨, 蘋果日報,2005/01/02.
  3. 哆啦A夢卡通涉霸凌風波,兒盟促新版加註警語才播。2014/07/16.
  4. 華視的逆襲!哆啦A夢加警語,新聞重批NCC。哆啦A夢中文網,2014/07/17.
  5. What is a teenager? Kathleen Knight Abowitz and Richard Rees. In the course EDL 334: Youth Sub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 Nonformal Education. Dep.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iami University.
  6. Youth, murder, spectacl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youth in crisis”. C. R. Acklan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7. Teenagers: An American history. G. Palladino.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8. Posing … threats, striking … poses: youth, surveillance, and display. D. Hebdige. In K. Gelder & S.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p. 393-405).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 comments

  1. 依凡斯
    Reply

    台灣的電影分級始於1983年,當時分為普級與限制級。

    更早之前的電影也並非「能播」與「不能播」可以一概而論,北市某些戲院會將刪剪的裸露鏡頭私接回去放映,同樣的鏡頭在中南部通常是暢行無阻。

    • 小林縄霧 Nawakiri Shin

      謝謝。我查到的資料是廢止《電影檢查法》於 1983 年廢止,而「民國77年(1988年)1月1日,當時的電影事務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布《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正式確立電影的分級制度。」 (見維基百科「電影分級制度」條目.) 中間的空窗期狀況如何則不清楚。

      您說的私接與北中南部的差異也是有的。我想這和本文旨意仍可相容,但感謝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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